元顺帝时，黄河南徙，泛滥为灾，豫、皖两省边境尽成泽国，人民饥寒交迫，众皆苦之。公元一三五一年，丞相脱脱决定由工部尚书贾鲁主持修治黄河。贾以引黄入淮的建议获准，遂督工挖小黄河(即贾鲁河)，自郑州北之花园口引黄河水注入周家口之颍水。是时，颍水势小，河道常年淤塞，流水不通，黄水拦人，难以倾泄，民俗名为“黄泥沟”。

贾鲁乃据情复奏，言及颍河须开掘，加其深阔，以利导流之便。顺帝准之。贾鲁即沿颍河东下，查勘河道。至界首。闻刘巨富，宅跨颍河两岸。南岸是庭院，北岸是花园，中有木桥相通。贾鲁在留住刘家期间曾浏览花园。见有两匹白梅花鹿甚为珍奇，贾欲索之，刘执意不允，贾怀恨在心，遂藉拓宽河道为名，阴谋毁其宅。

公元一三五一年(至正十一年)四月，元人曾发梁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十五万人，又调安丰戍军二万负责监督。民夫困于劳役，兼迫饥饿，人心怨忿，大起义的怒火，一触即发。

刘福通鉴于当时的公仇私恨，乃蓄意造反，连夜命石工造石人数具，五官四体俱备，唯缺一眼，私下将石人埋于颍河下游河道内，并造谣云：“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”借助传教之便，一时在挑黄河的民夫中，不胫而走，众皆哗然。

未几，贾鲁督工掘河至界首，尽毁刘宅，及至下游，果掘出石人一具，缺一目，背部并镌有 “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”的字样。民众及挖河民工以为应谣，造反乃天意。刘福通即揭竿而起，一呼百应，竖起了第一面反元大旗。因其众均裹红巾为号，故称“红巾军”。

刘福通英勇机智，高瞻远瞩，胸怀阔大，亲率数十万大军，先后转战于安徽、河南、山东、河北数省，动摇了元人的统治，给明朝的建立奠下了基础。

公元一三六三年(至正三十三年)汴梁失陷，刘福通与韩林儿退守安丰(今寿县)。不久，张士诚派将吕珍围安丰，韩林儿告急于朱元璋，朱元璋率师往救。1365年，刘福通溺死子滁瓜。从起义至事败牺牲时止，先后历时十五个春秋，我们从整个斗争过程中，认为刘福通所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，功绩不让陈涉；许多地方还应多于洪武而无不及。可惜史笈记载既难窥全豹，也多疏漏，很难完全恢复英雄的杰出形象。至今仍为历史上的一件憾事。

二、胜迹：

1、刘福通故宅遗址：原址坐落在界首县刘兴镇西刘营碑楼街北首高台上，至今地面上的建筑，早己荡然无存。刘家后人在挖土建房时，仍不时掘到早年的房基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修翻水闸时，曾掘出石狮、石人各一个，据说即为刘宅遗物(现存故宅遗址附近)。

三、附注：

刘福通是何地人？争议很大，史书记载，只说刘福通是颍州人，没有讲清到底是颍州什么地方人。我们说他是界首县刘兴镇人有如下几点依据。

1、刘兴镇仍住有刘姓后人。我们召开刘姓老年人座谈会，他们仍能追忆起义原由，以及宅基地址情况，据他们说一九五九年曾将刘氏家谱交给当时修志人了。后来由于人员变动及政治运动，被遗失。

2、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 《界首一览》，曾载有刘福通起义造反的条目。按当时刘兴镇即属颍州阜阳县管辖，后来行政区划变动，刘兴镇才划归临泉县，解放后，一九五三年始划归界首县管辖。

3、 太和县志曾载有：刘福通起兵反元，太和人民大都响应，参加红巾军。一三五二年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率十万大军驻扎太和，镇压起义军，通过反复斗争，太和人民死亡殆尽，存者不过二百户。

元史记载有沈丘县(即今之临泉县)察罕帖木儿(本蒙古人，曾祖阔阔台，元初随大军收河南，遂家沈丘)因是元室功臣后裔，颇有势力于地方，当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时，察罕帖木儿曾组织地主子弟， 号称 “义兵”，专与红巾军作对，刘福通多次受挫于察罕帖木儿。

根据上述史实记载，围剿刘福通红巾军的也先帖木儿驻扎太和(西距界首 60 华里)；察罕帖木儿起兵于沈丘(今之临泉县北距界首45华里)。都在界首周围，故推断刘福通的家居界首县之刘兴镇比较可靠。

此文撰写于上世纪80年代